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

《保护人权规范公权 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发布》当时，东总布胡同22号既是作协机关所在地，也是一些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宿舍，艾青、陈企霞、邵荃麟、张天翼、沙汀、严文井都住在这里。大院里，大家都以“同志”相称，不称呼职务。